韩国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：历史记忆制度化与女性主义国家化剧场批判

每年 8 月 14 日，韩国迎来"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"。这个由政府正式设立的国家纪念日，承载着二战期间被强征为"慰安妇"的女性所遭受的历史创伤，同时也折射出当代东亚政治中极其复杂的记忆政治、性别政治与外交博弈。在追思受害者痛苦的同时，我们也需要以批判性视角审视：当历史记忆被国家机器收纳、规训并制度化时，它是否仍在为受害者发声，抑或已被转换为服务于特定政治议程的"国家化剧场"？

一、历史背景：从个体证言到集体创伤

1.1 沉默年代的终结

"慰安妇"问题的公开化，源于 1991 年 8 月 14 日。当时 67 岁的 金学顺（김학순） 老人打破长达数十年的沉默，公开以实名身份作证，讲述自己被日军强征的经历。这一日期后来成为韩国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的由来。

在此之前，"慰安妇"经历了漫长的三重沉默：

• 受害者的沉默：源于社会耻感、家族压力与自我压抑；
• 加害国的沉默：日本政府长期回避法律责任；
• 国际社会的沉默：冷战格局使这一问题未能进入战后清算的核心议程。

1.2 多重压迫的历史结构

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并非单一群体，她们来自朝鲜半岛、中国大陆、东南亚乃至荷兰、日本殖民地台湾等不同地区，其中朝鲜半岛女性占比最高（学界估计超过 80%）。这一制度深嵌于殖民主义、军国主义、父权制三重权力结构之中，因此对它的清算必然牵涉民族、性别、阶级多重议题。

二、纪念日的制度化进程

2.1 立法节点

韩国慰安妇纪念日的制度化经历了清晰的法律节点：

2.2 "周三集会"：持续的抗议剧场

由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（정대协）主导的周三集会，自 1992 年起每周三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举行，至 2024 年已持续超过 1400 次。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种记忆生产实践：

• 它将个体创伤转化为集体仪式；
• 它通过重复性表演强化记忆的公共可见度；
• 它逐步塑造出"和平少女像"（Statue of Peace，又称"慰安妇少女像"）等视觉符号。

这些雕像现已遍布韩国本土及海外十余座城市，成为一种跨国离散记忆的象征。

三、2015 年协议：记忆政治的转折点

2.1 协议内容与争议

朴槿惠政府与安倍政府于 2015 年达成的协议，核心条款包括：

• 日本政府出资 10 亿日元设立"和解与治愈基金会"；
•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"首相身份"向受害者表示"道歉与反省"；
• 双方确认慰安妇问题"最终且不可逆地"得到解决。

3.2 受害者与女性团体的强烈反弹

该协议遭遇韩国国内受害者与女性主义团体的一致反对，主要原因包括：

道歉的不对等性：日本并未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道歉；
程序的不正当性：协议由政府单方决定，受害者被排除在谈判之外；
"最终且不可逆"的措辞：被批评为以国家名义替受害者做出宽恕承诺，剥夺了受害者本人的主体性；
基金会的私法属性：将国家责任包装为民间慈善，实质上消解了国家赔偿责任。

这一事件是理解"历史记忆制度化"的关键案例：国家间的外交妥协，可能以牺牲受害者话语权为代价。

四、女性主义国家化剧场：批判性反思

4.1 什么是"国家化剧场"？

"国家化剧场"（State Theater）一词，借用美国女性主义学者 Cynthia Enloe 与印度学者 Nandini Satpathy 等关于"国家女性主义"的批判框架，指的是：

国家在特定时刻主动吸纳女性主义议程，将其转化为服务于民族主义、地缘政治或主权合法性的象征资源，但这种吸纳往往伴随着对运动的收编、去激进化与工具化。

4.2 记忆制度化的两面性

将慰安妇问题制度化为国家纪念日，具有双重效应：

积极的制度效应：

• 将受害者经历从私人记忆提升至公共记忆；
• 通过法律、教科书、纪念物确保记忆的代际传递；
• 为仍幸存的老年受害者提供象征性的国家承认。

潜在的剧场效应：

• 选择性记忆：纪念日的国家叙事可能淡化殖民地朝鲜内部阶级、性别压迫的复杂性，转而将问题简化为"日 vs 韩"的二元对立；
• 象征性政治：政府可以在设立纪念日的同时，削减针对老年幸存者的实际社会福利；
• 运动收编：曾经由民间女性团体主导的抗议，被纳入国家仪式的轨道，可能导致运动的激进性与自主性被削弱；
• 外交工具化：慰安妇议题常被作为对日外交施压的筹码，其命运与日韩关系的冷热高度绑定。

4.3 受害者主体性的隐忧

正如韩国女性主义学者 吉见义明（日）与 韩东育（韩）等学者所警示的：当国家成为记忆的主导生产者时，受害者的能动性可能让位于国家叙事。

具体表现包括：

• 老龄幸存者的实际医疗、生活困境常被象征性纪念所掩盖；
• 不同代际、不同立场的幸存者声音被国家话语同质化；
• 2015 年协议之后，部分原挺身队成员被舆论压力要求"接受和解"，遭到另一部分受害者批评为"二次伤害"。

五、纪念日之后的政治化变奏

5.1 政府的更替与记忆政策

韩国政府的政治色彩直接影响着纪念日的实际走向：

• 进步派政权（如文在寅政府）：2017 年解散 2015 年协议下设立的"和解与治愈基金会"，并将 8 月 14 日定为法定纪念日；
• 保守派政权（如尹锡悦政府）：试图通过"第三方代偿方案"绕过日本责任，重启日韩关系，使纪念日的政治意涵再度成为争议焦点。

5.2 跨国记忆场的冲突

"和平少女像"在海外的设立（如德国柏林、美国旧金山等），引发了密集的国际争议：

• 日本政府曾以"撤资"威胁；
• 柏林市政府以"教育责任"为由驳回日方抗议；
• 这些冲突揭示出记忆政治已超越历史本身，进入当代国际人权外交的博弈场。

六、超越国家化剧场：走向批判性记忆实践

6.1 回到幸存者本身

批判"国家化剧场"并不意味着否定纪念日的意义，而是要追问纪念的伦理方向：

记忆制度化的终极目标，不应是国家的政治资本，而应是幸存者晚年生活的实质性改善，以及对加害结构的持续拆解。

6.2 建立多层记忆网络

有效的记忆政治应超越单一的"国家纪念日"模式，建立包括以下要素的多层结构：

• 司法追责：推动加害国法律层面的正式承认与赔偿；
• 教育传承：将慰安妇历史纳入历史教科书与公共教育；
• 民间互助：支持老年幸存者的医疗、心理与社会支持；
• 跨国联结：与亚洲其他受害地区（中国大陆、东南亚等）的受害者团体形成横向联盟；
• 性别批判：将慰安妇议题与当代性别暴力议题联结，避免其被冻结在历史中。

6.3 女性主义视角的必要性

女性主义视角之所以不可或缺，是因为它能：

• 揭示国家记忆政治中隐含的父权结构；
• 抵抗将女性身体与痛苦工具化为民族象征的逻辑；
• 维护幸存者作为"有能动性的主体"而非"沉默受害者"的形象。

结语：在制度与批判之间

韩国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，既是受害者半个多世纪斗争的成果，也是国家记忆政治的最新舞台。我们既不应简单否定其历史意义，也不应忽视其潜在的国家化剧场效应。

真正值得追求的，是建立一种既承认国家责任的承担、又警惕国家收编的批判性记忆文化——让纪念日不再仅仅是外交博弈的道具，而成为推动性别正义、历史正义与跨国人权合作的持续性实践。

在历史记忆的制度化已成事实的今天，问题不再是"要不要纪念"，而是"为谁纪念、由谁主导、走向何方"。这，或许才是 8 月 14 日留给所有相关者最深刻的问题。